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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后，传统宫庙的祭祀圈体制受到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双重冲击。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加剧，人口流动频繁，导致以地缘为纽带的祭祀圈无以为继；另一方面，随着台湾社会的变迁，宗教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日趋多元，民间信仰和佛道教为增加社会能见度都逐渐意识到参与教育、医疗和社会公益服务的重要性，依靠传统神明会的治理结构也难以回应这些新需求。

  宫庙中的有识之士们面对这种变化与挑战，对内改变寺庙管理结构，参考企业化经营模式，改神明会为委员会或董事会模式。职位选任方面也弃置了“掷筶”问卦，改为董事长和董事由选举产生，其他工作人员则由董事会任命；对外一方面与崇拜相同神明的寺庙建立联谊会，定期合作开展活动扩大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利用现代交通与工具，以及互联网手段将信徒群体从本地扩展到跨区域甚至跨国境的范围，巡香绕境范围继续扩展，同时开展网上募款、祭拜和占卜问卦等各类活动。在这种变化过程中，祭祀圈逐渐为跨地域的信仰圈所取代。目前台湾顶级规模的妈祖信仰圈的信徒范围早已超出台湾范围，不仅遍布海峡两岸，更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1949年后，佛教寺庙在台湾亦慢慢地发展壮大。与民间信仰的宫庙不同，佛寺原本以出家僧侣为主体。但由于当局执行《监督寺院条例》和《寺院登记规则》，各寺庙需管理“信徒大会”作为寺庙“最高权力机构”，因而一些寺庙的实际管理权逐渐落入一般信徒之手。另一方面，1949年后台湾佛寺僧侣数量有限，因而一般信众需得承担更多责任。这其中以慈济最为显著。

  慈济功德会于1966年由女妮证严法师创立，创立之初既组织“慈济委员”团体，由一般信众为主体。团体成员身着统一制服，一边跟随法师学习佛法，一边承担劝募善款、调查低收入群体、慰问等诸多任务。慈济最为著名的救灾服务事业，主要是依靠这一群体来完成。

  与宫庙不同，佛寺在台湾从发展伊始就没有依附于祭祀圈结构，而将信众目标定位在跨区域的人群中，并人传统进庙烧香、点灯和祭拜王者的传统，发展出一系列具有台湾本地特色的佛寺服务项目。这也是缘何佛教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后来居上，在台湾宗教市场占了重要一席之地的原因。

  此外，佛教的社会参与发展也十分迅猛。慈济、佛光山等团体从创建伊始，即将社会服务作为自身重要责任，广泛开展医疗、救灾、扶贫等事工，打破了基督宗教在宗教团体社会参与方面的垄断。尤其是在“解严”以后，佛教团体突破在教育领域的限制，先后创建了众多大中小学，不仅招收本地学子，影响更遍及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笔者既认识有泰国僧侣在台湾的佛教大学就读。华梵大学、玄奘大学、佛光大学和法鼓佛学院都已成为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的私立大学。目前台湾由寺庙团体成立的医疗机构9所，佛教占7所；大学8所，佛教亦占7所；中小学及其他教育学习管理机关276所，佛教占138所；各类公益慈善单位162家，佛教占60家。

  当然，这并非是说台湾所有寺庙均转向为跨区域的信仰圈服务。相反，台湾的寺庙生态日趋精细化分工，既有像慈济、佛光寺、镇澜宫、朝天宫这样具有海内外广泛影响力的寺庙，也有仅仅服务一个村里甚至几户人家的小庙，以满足信徒日趋多元化的信仰需求。

  大型寺庙固然可提供更广泛范围内信徒的朝圣、祭拜、丧葬以及教育和救济需求，但对于个体信徒而言，受到的“照顾”难免缺乏贴心。小庙服务社区邻里的熟人圈，乩童或法师对信众需求更为熟稔，信众为家中疑难前来求问神明时候，往往能轻松的获得更为贴切详细的解答，对于社区清寒家户的抚恤帮助也更为频繁及时。

  如上文所述，台湾的寺庙最初只是满足移民宗教和生活需求而形成的简单社会单位。跟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寺庙的运营也日趋复杂化，逐渐形成一条价值不菲的产业链。目前台湾一座大寺的修缮翻新，动辄需要数千万台币资金；大型宫庙的一次巡香绕境，相关产业可以产生近40亿台币的产值；中元普度活动的市值更达到了200亿台币；而台湾人每年光烧掉的金银纸就价值130多亿台币。如此大规模的产业之下，寺庙营造模式也经历了剧烈的变迁。

  从寺庙兴建来看，台湾寺庙的兴建走了一条逐渐本土化再到多元化的模式。无论私庙还是公庙，早期的台湾寺庙建筑规划设计和修造工匠往往都是在本地募款后从大陆聘请。特别是以祖籍或者姓氏为基础而形成的祭祀圈，必定聘请自己故乡的能工巧匠来台设计修造，并从故乡祖庙“分灵”请“金身”以示正统。一直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由于殖民当局有意隔绝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从大陆请人与分灵多有不便，才逐渐改由台湾本地工匠修造设计。随着宫庙的日渐增加，专事宫庙设计与修建的人才不断涌现。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宫庙建设也日益产业化，整体设计、建筑施工、造像设计与雕刻、内外饰品与装潢设计制造等分别交给不同的企业完成。特别是随着企业化经营成为大型寺庙的通例，整体竞标与分包竞标业已成为宫庙新建与改扩建的标准作业模式。在募款上，现代大型寺庙早已摆脱在本地祭祀圈内募款的做法，通过开餐会、举办大型宗教活动，以及电视和互联网等渠道向全台湾，乃至世界各国信徒募捐。款项到位开始施工后，也定期通过寺刊通讯、网络专页等方式及时向会众报告。

  随着寺庙兴修规模日益扩大，其成本与难度也水涨船高。嘉义大林镇圣贤宫从创办人徐双惠受到关公“感应”发愿建庙到2017年破土动工，共计花费7年时间，光主殿就募款2亿多台币方才够成本。期间申请土地使用、消防、建筑等各项证照更不胜其烦。如此高昂的成本与曲折的过程对于地方性小庙而言难以承受。

  为满足这些小庙的需求，“模具化建庙”的企业应运而生。其中代表即建庙世家出生的林复准创立的“传说艺品公司”。该公司将传统宫庙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拆分后模块化生产，客户只需在其网络站点平台选购所需模块后，公司负责将“零件”送到客户指定地点后拼装完成，一间4平左右的钢筋水泥庙成本不到50万台币，仅需1天即可完工，受到小庙的普遍欢迎。此外，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寺庙活动日渐活跃，随着而来的寺庙产业亦蒸蒸日上。由于大陆人工和物料成本较台湾低，前往大陆采购建材、内饰和造像也成为台湾寺庙降低营建成本的一种方式。

  寺庙是台湾人四百多年来历史的见证者，也是长久以来台湾人的精神港湾。现代化和都市化并没有使这些老传统消亡，反而是寺庙以一种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方式获得了新生。当前，由于当局的一意孤行，两岸之间关系日渐紧张。源于大陆的台湾寺庙与中国大陆的母文化血脉相通，两岸信众共同崇拜相同的神明，可成为连接两岸人民心灵的一条信仰纽带。通过共同举办各类信仰活动，寺庙必将能为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发挥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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